新闻摄影是现代科技社会的必然产物，从它诞生以来，对人类社会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闻摄影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生着紧密地联系，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导致新闻摄影规律的发展。这种动态性为我们研究新闻摄影的规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新闻摄影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体系。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探讨都有一定的规律存在。我们研究新闻摄影的规律，就是要从大量的现象中发现新闻摄影的内在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经常起作用的主要因素。通过科学地总结和分析新闻摄影的得失经验，揭示出新闻摄影未来的发展趋势，为新闻摄影工作者认识和利用新闻摄影规律，做好新闻摄影工作服务。这对于促使新闻摄影工作者自觉地感召和反映生活，报道出富有新闻特色和魅力，为社会大众所欣赏的具有生命力的新闻事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影响新闻摄影规律变化的主要因素有社会政治和文化以及经济、科学技术、社会审美观三个方面。透析和研究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找出新闻摄影的发展变化规律，是本文的主要目的，现就新闻摄影与社会政治和文化以及经济、科学技术、社会审美观的三个方面的关系，阐述如下。
一、新闻摄影与社会政治和文化以及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这一特性决定新闻摄影的“新”与“真”的特点。
社会政治和文化以及经济是一个社会基本状况的直接表现，人作为社会大众的组成成分，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以及经济的大环境影响下，产生爱与憎、美与丑的种种社会心理倾向，新闻摄影借助于摄影的纪实功能，是它在诸种文化艺术中，以最直观、最快速、最真实的优势，与新闻结合而成为大众传播媒介物中不可缺少的组成物之一。同时，新闻摄影从诞生起，就以强烈的视觉形象震撼人心。它以高度浓缩的“图像社会”，突出地报道了社会大众所关心的历史事物和人物以及重大经济内容或某一时代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生活现象。
新闻摄影的“新”就在于对社会政治和文化以及经济变化的敏感性，及时捕捉住当时社会潜在的细微变化，这种变化不论涉及哪一方面的。因此，它给人一种生活之中常觉新鲜之感觉。这一特点实际上是新闻本身特性所决定的。
新闻摄影的“真”就在于对社会政治和文化以及经济的客观真实地再现，及时地记录下当时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事件过程或结果。“真”是新闻摄影立足社会的基础，它依靠真实的记录而赢得了社会大众的信赖。
对新闻摄影的“新”与“真”的具体要求，受社会政治和文化以及经济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性。
从比欧乌拍摄的世界上第一张新闻照片《1842年5月初汉堡大火之后》起，新闻摄影以最大能量，及时地记录下了世界上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1852年英国威灵顿公爵出丧，1855年罗杰·芬顿拍摄的英、法、土耳其与俄国的战争照片，1860年意大利人F·A·拜阿托拍摄的英法联军侵占天津、北京的有关战事照片，等等。早期的新闻摄影照片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大都无法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传播。
从1880年3月4日纽约《每日图画》报印出世界报纸上第一张照片《棚户区风光》以后，新闻摄影照片陆续刊登出来，使之产生了应有的效力。但是，由于早期的摄影术在社会大众中还不普遍地应用，造成新闻摄影照片来源的短缺，照片质量差，加上编辑对照片的新闻特性不够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都在一定程度上使新闻摄影照片的社会影响力受到限制。这一状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当代社会，这种不利因素才得到根本的根除，使新闻摄影照片的“新”得到基本的认可。
在中国，新闻摄影照片对近代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了真实的记录。1906年3月29日的《京话日报》用照片揭露了法国传教士杀害南昌县知事的真相。辛亥革命以后，新闻摄影照片更是及时的记录了中国革命的进展情况。特别是1936年12月1日，沙飞在广州举办的个展专刊上，发表的《写在展出之前》明确提出，“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是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的最有力的武器。沙飞第一次把摄影视作革命斗争的武器，并在以后大量的革命活动中，特别是在各解放区开创的革命摄影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沙飞的“武器论”新观念为新闻摄影的“真”注入了新的血液，增加了新的内容，即新闻摄影的舆论导向和阶级性问题。以后的国防摄影、解放区摄影都具体体现了新闻真实性为社会政治和文化以及经济服务的要求。如李峰的《人民的力量》吴印咸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沙飞的《英雄们战斗在古长城》、石少华的《地道战》、《谁使他们无家可归》等等，都及时地反映了整个民族在危亡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和国际社会对中国正义事业的支持情况。
1949年以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新闻摄影事业，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的需要，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研究课题。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一方面是继续在提倡新闻摄影的“真实性”原则下，新闻摄影工作者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作了真实及时的报道，在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象陈正青拍摄的《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讲话》、袁汝逊的《志愿军和朝鲜老百姓》、陈勃的《雨越大干劲越足》、张其军的《鼓励》等等。另一方面，有人提出“政治需要”和“艺术要求”的新观点，开始出现经过导演摆布的旧事重演或者对政策图解的新闻摄影照片，在一定程度上，向新闻摄影的“真实性”原则提出了挑战。虽然新华社在1956年第三次摄影报道会议上作出了“反对虚构和摆布，新闻摄影必须完全真实”的决议。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影响，和它讲究艺术效果的“美感”作用下，并没有从理论上完全说明新闻摄影与文化艺术的关系，结果摆布逐步盛行，从“政治挂帅，该摆就摆”，发展到具有政治理论色彩的“为政治而摆布”，一个以“本质的真实”来重新解释新闻摄影“真实性”原理的新理论概念出现了。其结果是大量的摆布新闻照片流行。这从浮夸风中的所谓《高产试验田》（时盘棋摄）等新闻照片的传播及影响，可看出“摆”的假典型、假新闻对社会的违害。这些假新闻摄影照片对整个社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为错误引导经济方向推波助澜，破坏了新闻摄影的声誉。
对于这一新情况，从1958年8月到1959年12月，新华社《新闻摄影》月刊发起了一次带有全国性的对社会主义新闻摄影学基本理论的讨论，其焦点是如何看待新闻摄影的“真实性”。在这之后，新华社加强了对新闻摄影特性、真实性、艺术性等课题的探论，并开展了“百篇文章”活动。我们要看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变化，就是党和政府对真实性的强调和对新闻摄影“真实性”的肯定所起的决定性作用。1961年1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新闻摄影工作者坚持真实性，反对摆布倾向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新华社由陈昌谦主持，起草了《改进新华社摄影工作的意见》。1964年在新华社第六次摄影报道会议上，石少华提出了“四立一破”的方针，对制止摆布风起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从1966年以后，在整个社会政治大潮的影响下，用政治理论注解新闻摄影真实性成为林彪、“四人帮”搞政治阴谋的手段，在“不受真人真事限制”、“事实为政治服务”等缪论下，假新闻照片又开始风行，给新闻摄影造成了不良后果。
从1976年起，特别是在1981年以后，新闻摄影界对摆布假典型进行了批判，并在理论与实践中加以纠正错误倾向，明确了“新闻摄影的价值和‘优势’，在于它受真人真事的限制而具有的无可怀疑的真实性。真实性是新闻摄影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基础”（蒋齐生的《新闻摄影一百四十年》）的新闻摄影美学思想。在1981年12月12日首都新闻摄影展览评奖座谈会上，对好新闻照片提出“五求”（求新、求真、求活、求情、求意）的观点，为新时期新闻摄影的发展提供了评判标准，对新闻摄影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要面对事实，新闻摄影真实性原理是发展的，不断完善的，而不是僵化的。从新闻摄影提出“摆”与“艺术性”、“政治性”等内容起，摆布的新闻照片就一直没有根绝，这是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的。对于“摆”的理解必须深化。我们既要反对假新闻摄影照片，又要反对纯艺术新闻摄影照片。但是，也要允许充分尊重事实过程与结果的摆布照片。“抓”中“摆”，就是对于“摆”的承认。确认“摆”在新闻摄影照片中的价值地位，应该围绕着事实的真实性和内在本质的真实性两点原则，缺一不可，离开这两点而摆布的新闻摄影照片，就是假典型、假新闻。李锦的《小夫妻》就其反映的现象来说，在社会生活中是存在的，但是他选取的具体事实却是不真实的，因此，是失实的报道。这说明事实和内在本质的真实性必须同时具备，才能构成一幅成功的新闻照片。否则，就是不摆拍，也是不能具备新闻摄影照片的基本条件，属于假新闻。一般就现实生活来说，除突发性新闻外，反映现实生活的新闻照片都有许多“摆”的条件和环境存在，纯粹记录事件始终结果的新闻照片是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以及条件下实现的。因此，“摆布”的新闻照片只要记录的是事实和内在本质都是真实的，社会大众依然承认和接受它是新闻照片。象新闻人物特写，摆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新闻人物自身做出适合的动作或表情，来满足新闻摄影工作者的要求和社会大众所希望看到的精神状态；另一种是新闻摄影工作者要求摆布出适合新闻场面记录的活动过程或活动位置。这两种情况下拍摄的照片都是属于社会大众可接受的程度内的真实性新闻摄影照片。它赋于新闻摄影一定的艺术化色彩。在工业新闻摄影、农业新闻摄影、科技新闻摄影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摆”的新闻摄影照片。但是这种“摆”同否定事实的假造是有根本区别的。我们认为“摆”在新闻摄影的一定范畴内，应该允许存在。新闻摄影中也要强调“内容与形式有机的完美统一”（石少华《社会主义的新闻摄影采访》）。现在。我们应该着重研究“摆”与新闻摄影的关系，并对新闻摄影与“摆”的概念、范畴、制约关系、地位等方面作出科学的论断，而不是绝对地否定“摆”在新闻摄影的合理存在。对于新闻摄影真实性的全面理解，有助于正确地分析新闻摄影的发展趋势，更好地繁荣新闻摄影事业具有重要的认识作用。
总之，新闻摄影工作者通过大量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探讨，深深地体会到新闻摄影的“新”与“真”对社会及其大众的影响程度，它即可以真实地反映出不同时期的历史面目，为社会大众服务，又可以用虚假手段生造出所谓的“真实”新闻摄影照片，达到某种社会舆论导向的目的。但是，假新闻是没有生命力的，它破坏了新闻摄影存在于社会的价值基础。而真实的新闻摄影照片成为社会的缩影，成为历史的见证，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新闻摄影的“新”，要求新闻摄影工作者掌握社会政治和文化以及经济的脉博，及时反映社会动态和新事物，反映出社会变化的本质。不论当代社会因素如何制约和影响新闻摄影，新闻摄影的“新”与“真”是今后新闻摄影工作者必须坚持的基本采访准则，也是建立新闻摄影理论的奠基石。
二、新闻摄影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相互促进和发展的。这一特性决定了新闻摄影的“活”与“广”的特点。
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没有摄影术的发明，也就没有新闻摄影的诞生。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给摄影器材、报刊制版和印刷、通讯以及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物带来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早期的新闻摄影，由于受照像设备、感光材料以及制版印刷技术的影响，新闻摄影的潜在能量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新闻摄影不能及时抓取动态事件活动过程，所拍的照片大都呆板、僵化；另一方面，一些新闻摄影照片得不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及时传播。如1870年和1871年有关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新闻摄影照片就未能与社会大众见面。随着通讯和机械技术的进步，到1920年以后，照片传真的发明，小相机的问世，制版技术的改进和白报纸以及高速卷筒印刷机的出现，客观上为新闻摄影的进步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使新闻摄影照片的形象生动和报道内容的增加成为可能。经过努力，新闻摄影在比较及时地记录事件的过程，促使新闻摄影在“活”与“广”上有了显著的进步。沙乐门于1928年拍摄的《英法外长会议》，就是小相机应用于新闻摄影的一个表现。
在中国，各种报刊创办的图画周刊和摄影副刊都刊登了大量的反映社会各个方面的新闻摄影照片。到了三十年代，照片传真技术的完善和传真机构的建立，也促进了新闻摄影的发展。我国摄影通讯社陆续出现，为新闻摄影照片的来源建立了正常的渠道。同时，上海报纸于1934年10月17日第一次刊登的国际传真照片《马尼拉大风后水淹大街之状》，标志着我国新闻摄影的传播手段进入了新的阶段，它对于沟通世界与中国的联系起了积极地作用。新闻摄影从这一时期开始，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深刻影响。大量的新闻摄影照片在报刊出现，及时报道了中国社会和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而且象王小亭的《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1937年8月）等这类的新闻摄影照片表现出很强的现场感，使事件与人物形象活跃于报刊上，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由于新闻摄影在报道社会事件方面具有强大的威力，新闻摄影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关纽约时报采用新闻照片的数据很好地说明了新闻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参见杰克·海敦的《怎样当好新闻记者》）。
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对新闻摄影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新闻摄影必须借助适用自己领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应付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一典型的事例是电视的出现和普及后，对新闻摄影的严重影响。从二十年代电视的萌芽，到四十年代电视的发展，五十年代电视的普及和七十年代后期彩色电视的发展以及摄录设备的更新，使电视在及时报道和形象化方面，在新闻传播上发挥了优势，它以大幅活动和彩色的新闻图象吸引了社会大众的注意力，使新闻摄影处于被动的局面。这一现象在我国表现的不是很强烈，主要是电视在我国普及起步较晚（中央台七十年代末建成开播）。历史可以提供足够的经验借以今天参考的缘故。而在发达国家，面对电视的挑站，新闻摄影的生存土壤受到限制。在世界颇有影响的美国《生活》周刊到1972年12月不得不宣布停刊，说明当时电视对新闻摄影的冲击波是多么的强大。在困难面前，广大摄影工作者在依靠相机制造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抓拍了许多具有形象化的典型瞬间照片，使新闻摄影重新引起重视。1978年10月《生活》月刊的复刊词认为：“图片的威力，就在使人惊奇教育人、使人欢乐、感动、久久难忘······必需提供比见到的景象更多的东西，必需是人们要看的、美丽的、能吸引人和留下深刻印象的。”在社会对新闻摄影提出的新要求面前，新闻摄影照片为现代人提供了凝固的典型瞬间的事件或人物的真实细节。与此同时，相机和各种变焦镜头以及感光材料的不断改进，为新闻摄影在各种环境和光线下拍摄有现场生活气息的照片提供了条件。形象生动的新闻摄影照片日益见多，对新闻摄影照片的内容要求也在提高，并且显微摄影、水下摄影等为开拓更广泛的新闻摄影范围创造了必备的条件。可以说，新闻摄影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刺激和反作用下，新闻摄影依靠自己的纪实功能，以其独特的强烈的视觉感征服了读者，以其“图像社会”的独特魅力立足于大众传播媒介物上，从容地应付了现代科学进步导致其它新闻传播手段对新闻摄影的挑战。
我们还要看到新闻摄影的另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广泛的大众性。在现代生活中，相机作为一种生活娱乐品出现在社会大众手中，为社会大众能及时记录社会发生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创造了有利条件。新闻摄影由专职记者的特权发展到了社会大众的共同权利，也促使新闻摄影在记录突发事件的范围和广度方面有了明显地提高。各大报刊采用通讯员的稿件正在日益增多，高质量的新闻摄影照片也时时出自社会大众的手中，这是新闻摄影不可丢失的巨大优势。
总之，新闻摄影必须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不断拍摄出更生动形象的新闻摄影照片，同时，把报道面伸向更广阔的领域，才能在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物上站稳脚跟。
三、新闻摄影和社会审美观发生密切地联系。特别是现代审美中“情”与“意”的内容注入新闻摄影，为新闻摄影增加了新的血液与活力。
社会审美观的实质是社会大众对事物评判的标准。对于新闻摄影来说，社会审美观就是社会大众对新闻摄影的报道得失和发展所持有的基本评判观点。社会审美观受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民族、时代、道德观点等因素的制约。每个时代的社会审美观都是其在当时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它的评判标准，决定和左右着当时新闻摄影存在的价值，一般说，新闻摄影要在符合社会审美观的要求的前提下，去发掘社会大众所关心和注目的事件和人物。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闻摄影的传播，社会大众对新闻摄影的认识的加深，新闻摄影的美学思想才能得以初步建立。新闻摄影美学理论对于指导新闻摄影报道社会大众关注的核心点，产生满足符合社会审美要求的新闻摄影照片，具有积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研究社会审美观对新闻摄影的影响和作用，主要还是研究新闻摄影的美学思想，透过新闻摄影的美学理论，看新闻摄影是如何满足社会审美观的需求的。
早期的新闻摄影对照片“真实”的理解，起源于对摄影的纪实功能的理解。因此，纪实性成为当时唯一引起社会大众关注新闻摄影的重要焦点，进而建立起社会大众对新闻摄影中“真实”的信任感，导致新闻摄影在大众传播媒介中地位的确立。“真实”只是新闻摄影的一个方面，当社会大众从它逼真地再现的好奇心中醒悟过来时，人们对呆板而僵化的记录感到不满足。如何使新闻摄影在“活”与“广”上做文章，成为美学思想中的重要研究对象。我们要看到，早期的新闻摄影工作者的努力采访实践，为1920年以后新闻摄影美学思想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首先，对于新闻摄影的特征已初步定论。1923年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提到了新闻摄影的概念。1926年，戈公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新闻摄影的特点，指出：“新闻照相，在取得一事之要点，与普通照相之专供纪念者不同。”十年后，胡伯洲对新闻摄影的定义作了更全面的表述，指出新闻摄影必须注意三个要素，即新闻摄影的对象；新闻摄影的真实性；新闻摄影的时间性。由于新闻摄影已逐渐成为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组成部分，新闻记者开始出现，并引起照相馆和报社的重视，并产生了中央写真通讯社、摄影通讯社、中国摄影学会新闻部、中外新闻社等新闻摄影的通讯机构。这些记者和通讯机构的出现，使新闻摄影照片的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质量有了明显提高。新闻摄影与社会大众的生活进一步密切相关。如果说早期诸如表现1886年厦门人民焚毁鸦片等历史事件的照片以后得到加强外，新闻摄影的报道面开始注重报道社会的各个层面。正如赵定明在《摄影记者是一种有趣的职业》（1936年1月）中说，新闻摄影记者“用镜头忠实地摄映出活动的景象，或用镜头来暴露苦难民众······的剪影，使读者知道奋发，知道替沉沉酣睡的被压迫同胞表示同情。”象万国新闻社记者王小亭在《良友画报》第26期上发表的揭露1928年“五三”惨案日军暴行的照片等，在当时社会大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新闻摄影的定义、特征等概念的明确，说明新闻摄影有了一定的发展，建立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对今后新闻摄影的发展奠定了理论根基。
其次，对新闻摄影的美学思想内容有了一定的探讨和建立。1920年以后，摄影美学理论的基础已经基本形成。德国的沙乐门把爱默生提出的摄影美学原则运用于新闻摄影，他于1928年开创了小相机+不干涉对象的新闻摄影技法，即在新闻摄影的真实性上再现人物的生动形象。二十年代末，新闻学中的“新闻价值”概念引进新闻摄影领域，加强了新闻摄影的理论色彩，有助于改善新闻摄影照片的质量。到三十年代，新闻摄影美学理论得到了极大地丰富。主要表现为：
陈传霖提倡小相机和抓拍；
沈新三与王洁之力倡抓拍典型瞬间；
童伯英提出社会效果问题；
卢施福论采访摄影题材的条件；
陈景康为代表的要求扩大报道题材，注意摄取与新闻有关的其他镜头；
沙飞明确提出摄影“武器”论思想；
罗光达对新闻摄影三位一体的社会历史功能的表述；
洛恽对新闻摄影特性的探讨；
胡伯洲对新闻摄影价值与历史价值的肯定。
这些理论对于新闻摄影的发展曾经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促使一批力作问世。
在新闻摄影美学中取得较大成绩的是对摄影纪实的突破。从早期的“纪实摄影”到沙乐门的“自然纯实摄影”，再到王洁之的“最美瞬间”，再发展到1952年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这一过程，促使新闻摄影由“死”变“活”，大大增强了社会对新闻摄影的重视。
另一个取得较大突破的是对新闻摄影舆论导向作用的肯定。从摄影的纪实作用到为人生，为社会大众服务发展到摄影“武器”论，说明了新闻摄影的一定的阶级属性。事实上，新闻摄影的舆论导向作用在社会曾经引起强烈的反响。美国海因拍摄的揭露童工劳动悲惨生活的新闻摄影照片，影响了美国关于童工劳动的立法。沙飞等人1940年创办的《晋察冀画报》，用大量的新闻摄影照片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史迹，振奋了人心。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新闻摄影的美学体系基本形成，人们对新闻摄影的社会性、政治性有了共识，同时，在总结历史经验中明确了社会大众对新闻摄影的关系以及同大众传播媒介的关系。
社会审美观决定新闻摄影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1、新闻摄影照片与文字新闻的有机结合。新闻摄影的涵盖面是有限的，即使是最有表述力的新闻摄影照片，也需要一定的文字去加以补充完善，从而真正诞生一幅具有完整的新闻要素的新闻摄影照片；
2、新闻摄影对新闻的敏感程度。只有为社会大众所关注的人与事，才能引起社会的注意和关心，新闻摄影要紧扣住社会的敏感问题；
3、新闻摄影照片的新鲜感；
4、新闻摄影照片的广泛性；
5、新闻摄影照片的最佳典型瞬间；
6、新闻摄影照片在大众传播媒介物占据的地位。
我们还要注意到当代技术美对新闻摄影的影响。技术美是科学技术造就的，它开阔了表现领域，拓宽了社会大众的审美观。因此，新闻摄影的美学思想融入了技术美。主要表现在当代新闻摄影借助于各种镜头的光学成像原理，或抽象夸张变形或压缩空间的独特视点效果应用，和利用机械快门，把高速动体的瞬间凝固，利用近摄的显微放大摄影，为新闻摄影的“图像社会”提供了新视野。
八十年代后期，新闻摄影美学的动向是开始注重新闻摄影照片的“情”和“意”，这两种审美意识的渗透，促使新闻摄影向更高更难的层次发展。
“情”就是要求新闻摄影充分表述人物思想感情。事实上，长期的新闻摄影中，已经有表达人物感情的照片问世。1965年卡休的《丘吉尔》、《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眼里含着泪珠行纳粹礼》，李仲魁的《在结婚登记处》、洪祖人的《百姓情真》等等，都带有强烈的或喜或悲的人物感情。在当代，由于人际关系的演变，社会大众对情的关注更加迫切，因此，在新闻摄影中自然提出要充分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要求，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公式化、虚假化的挑站和遗弃。
“意”则是注重新闻摄影对新闻本质的开拓，充分表达新闻的思想深度与某种内在的意境。这对于克服新闻摄影的表面化纪实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新闻摄影强调注重表达意境是社会审美观发展的必然要求。现实生活是复杂的，社会大众不仅仅注意这一变化对人类自身的影响，而且关注其内蕴的表达。因此，新闻摄影也就必须或从历史的角度，或从思想内容的深度，或从人的认识的力度上去衡量再现事件的新闻摄影照片的成功与否。八十年代，大量的好新闻摄影照片就具有浓厚的意境，象程文周的《生女孩的苦难》，刘玉福的《爱莫能助》，美国大卫·泰尼的《亚美尼亚的葬礼》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去再现了社会事件对社会人的影响。
可以说，新闻摄影美学思想中的“情”与“意”意识的诞生与发展，大大地扩长了新闻摄影照片的内涵，使单纯再现的新闻摄影向更深的再现具有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的新闻摄影发展,可以说，新闻摄影的“情”与“意”意识将是今后社会审美观评估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
新闻摄影的规律总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在我们总结大量的新闻摄影实践经验后，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来探讨当代一个时期的发展规律是可能的。
当代社会对新闻摄影的要求不仅仅是要求其在“新”、“真”、“活”、“情”、“意”、“广”的六个要求的前提下，充分具备新闻的五要素，同时，对新闻摄影的快速反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科学的进步，将使快新闻成为新闻特稿，为社会大众所及时接受。
除了以上所说的“新”、“真”、“活”、“情”、“意”、“广”六个要求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新闻摄影的“大众意识”的兴起。当代新闻摄影已从纯历史事件、重大社会新闻的框框中跳出，把镜头对准名不经传的“凡人凡事”，反映他们喜怒哀乐，再现他们生活、学习和工作。新闻摄影对普通社会人的生活的反映越来越受到欢迎，这是人类普遍关注人类社会和自然，认识人的自我价值的观念崛起的表现，也为新闻摄影进一步走向大众提供了渠道。如果说新闻摄影经过第一次声像科技的冲击后，所建立起来的新局面，将会面临第二次人的观念变革的冲击。这也为新闻摄影自觉地增强社会大众化基础提供了新的契机。事实上，新闻摄影开始注重表现生活趣事，凡人活动，这从具有世界影响的“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作品中可见一斑。日常生活新闻，体育新闻，幽默新闻，艺术新闻等是新闻摄影“大众意识”的强化结果。法国斯蒂凡·杜瓦的《塞纳河上的贫民窟》、美国弗兰克·富尼尔的《奥美拉的痛苦》、大卫·伯耐特的《柬埔寨难民》等新闻摄影照片把镜头对准了凡人。这些富有力度和内蕴的摄影照片，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所再现的事件的本身。
在中国，再现凡人凡事的新闻摄影照片开始受到重视。《工人日报》曾经进行了“凡人凡事”新闻摄影比赛，一些报刊也陆续刊登了这方面的新闻摄影照片，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好评和新闻工作者的重视。但是，也要看到，在我国表现凡人凡事的新闻摄影照片成功的并不很多，没有产生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力作，反映的题材面还比较狭窄。这些都有待我国新闻摄影工作者去深化开拓，为社会大众提供具有强烈的思想感情的新闻摄影照片。
总而言之，我们要在新闻摄影美学思想的推动下，紧紧把握社会环境的有利因素，自觉的按照新闻摄影规律办事，采访和报道出与社会大众息息相关的新闻事件和人物，使新闻摄影事业健康稳定地发展。
参考文献：
1、蒋齐生：《新闻摄影一百四十年》；
2、《中国摄影史》；
3、《世界新闻摄影展览作品集》；
4、石少华：《摄影理论与实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