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上承篆籀，下启行草。隶书产生于战果，兴于汉。至东汉则饰以波挑，这时期碑刻最多，形成中国石刻的第一次高峰。隶书因从篆书演变而来，有些字形还有篆书痕迹，但用笔改转为折，提按顿挫，形成了隶书独有的笔法。横挑是隶书最具特点的笔法，它往往是整个字的主笔，隶书中几乎无钩。隶书用笔分为方圆两大类，还有一种为方中寓圆。隶书用笔最忌以唐楷笔法掺入，其笔画教楷书更为舒展，要求纵逸尽势。

    明赵宦光说：“篆籀相向成文，分隶相背各分，其势波折左右，其形连屈钩连，篆势有转无折，隶笔有折无转。”这对篆隶的不同特点作了概括的阐述。

    在此以《汉乙瑛碑》为例，详细讲解隶书的用笔结体学习过程。

    隶书推荐碑帖：汉碑：《乙瑛碑》、《张迁碑》、《曹全碑》、《石门颂》、《华山庙碑》、《史晨碑》、《礼器碑》、《西狭颂》。汉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清隶：郑簠、金农、邓石如、伊秉授、何绍基等大家作品均可借鉴。

隶书第一章：隶书的演变过程 
 

    隶书又名佐书、分书、八分，因盛行于汉代，所以又叫汉隶，它是由篆书圆转婉通的笔演变成为方折的笔画，字形由修长变为扁方，上下收紧，左右舒展，运笔由缓慢变为短速，从而显示出生动活泼、风格多样的气息，给书写者带来很大的方便。隶书分为秦隶和汉隶，秦隶指战国、秦至西汉初期的隶书，又叫古隶。古隶的起源，说法颇多。从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秦隶产生于战国时期，从四川青川县出土的战国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的“木牍”上出现的隶书早期形迹看，减损大篆的繁琐笔画，字的形状由篆书的长方变为正方或扁方。虽然它的结构还带有篆味，但已出现隶书的雏型。到了战国末期，这种雏型隶书已普遍使用。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二五六年）的《秦简》图一看，这种似篆又似隶的字体，逐渐体现出了字形的简洁明了、线条的活泼规范。在出土的战国至秦的大量木牍、竹简和帛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由篆书演变成隶书的漫长过程。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便于统治，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的一项便是《书同文》。由秦朝宰相李斯、中书令赵高等在战国文字的基础上加以整理，统一了作为全国通行的官方文字，小篆。小篆比起前朝文字，在线条、结构、字形等方面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运笔方法上还是圆转悠长，仍未完全摆脱象形的意味，书写速度较慢。由于当时官狱繁多，军事、官府文件、公文往来频繁，经常需抄写大量的文书，省繁趋简便成了当时社会对文字改革的迫切要求，而隶书作为一种便捷的书体，在社会下层中广泛流行。卫恒  《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求人佐书，曰隶字……。隶书者，篆之捷也。”便是明证。这里暂且不去考证隶书的发明者是谁，因为一种字体的产生决非个人的力量所能创造，也绝非一个时期所能完成，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实际的需要而逐步形成的。

    从汉字几千年的发展史看，如果把象形文字至秦小篆划为古文字，那么我们把隶书和一直到今天使用的楷书，都归为今文字。因此，隶书上承篆书之规脉，下开楷行之基础，在我国文字和书法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无论从实用性或艺术性方面看，它的出现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它是我国汉字演变中的一次重大变革。由于西汉初期的制度承袭秦制，在文字方面也不例外，因而西汉早期的隶书与秦代的隶书无较大差别。它既有秦代的书法特点，又为东汉时期的隶书形成奠定厂基础，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从西汉《长沙马王堆帛书》（图二）、《居延汉简》（图三）分析，笔画已有简化，篆书味也有减少，字体趋向于衡，而用笔的提按顿挫，线条的波磔变化，结体的纵横势态，比秦代的隶书更为明显。相对来说，较多地流露出书写者的天真和质朴，然而在书法技巧上还不够成熟，不是典理的隶书。
    西汉中期至东汉，隶书渐臻完美，尤其在东汉，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了一些较为明智的政策，整个社会经济繁荣，文化艺术也随之昌盛，树碑立传之风人兴，涌现出厂大量技艺精湛、风格鲜明的优秀碑刻，从而隶书发展成为正规而又富于艺术性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书体。

    我们通常所说的汉隶，主要是指东汉碑刻上的隶书。它们的特点是用笔技巧更为丰富，点画的俯仰呼应、笔势的提按顿挫、笔画的一波二折和蚕头雁尾及结构的重浊轻清、参差错落，令人叹为观止。风格多样且法度完备，或雄强、或隽秀、或潇洒、或飘逸、或朴茂、或严谨，如群星灿烂，达到了艺术的高峰。《乙瑛碑》、《石门颂》（图四）、《礼器碑》（图五）、《孔庙碑》（图六）、《华山碑》（图七）、《韩仁铭》（图八）、《曹全碑》（图九）、《张迁碑》（图十）等东汉碑刻，足成熟和典范的标志。